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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丨张志鸿：1980年一场"激动人心"的演讲
作者档案
本文作者
张志鸿，湖南邵阳人，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，1982年7月毕业，曾在中学、中专执教17年，现为某央企湖南公司中层管理人员，定居长沙。
华中师范学院校园一角
原题
回忆1980年
“激动人心”的一场演讲
作者：张志鸿
原载作者微信公号青山自牧
1980年1月26日下午，著名作家、政论家黄钢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（今华中师范大学）大礼堂做了一场演讲，听众是华中师院师生1000多人，以中文系“新三届”（即77、78、79级）学生为主。
当时正处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，1978年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真理标准大讨论；同年12月，“三中全会”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；平反冤假错案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，反思文革的“伤痕文学”开始涌现……
大学同学留影
日记中的演讲
当时我是中文系大二学生，在会场做了笔记，回寝室后又整理成日记。为了客观还原，本节内容均引自日记。
黄钢时年63岁，两鬓斑白，相貌堂堂，口才了得。演讲之初，他希望师生能以小纸条提问，他愿意当场解答。
在演讲的第一阶段，黄钢用“庄严沉重的声调”，回忆了自己的坎坷而光荣的身世。他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，父亲黄负生早在1920年就加入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，是董必武、陈谭秋的战友，1921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任宣传部长，主编省委机关报《星期评论报》。黄钢三四岁时，就帮党组织搬拉各地寄来的报刊资料。父亲积劳成疾吐了血，仍拒绝学阀、原中华大学（华中师院的前身）校长陈时的“臭钱”，1922年4月不幸病逝。
父亲去世后，黄钢一家得到了组织的关心。大革命失败后，生活艰难，到处流浪，一天写纸条给母亲：“妈妈，我永远不再回来了。”然后装成别人的小孩，混上轮渡跳江自杀。没想到心越平静，人越不沉，被一艘渔船救了起来，到了黄冈县，继续流浪。后来经人介绍，他在国民党的电影摄影场找到了一份工作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党组织找到他，让他继承父亲遗志，学习电影技术，为人民服务。
1938年，他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，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，其后在八路军总部生活战斗了一年，回到延安后上交了新闻报道《我看见了八路军》，光荣入党。同时，创作了《两个除夕》等文学作品，在香港发表。
从1943年起，黄钢长期接受组织审查，重点审查他去延安之前的经历。多数时间一边劳动，一边学习、审查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仍未结束审查，但他获得了接受战斗考验的机会，被派往东北战场。走到艰苦的热河前线，被留了下来，下放到最基层，表现出色，带领的宣传组织两次荣立集体大功。直到1951年，组织才对他做出审查结论，并给予很高评价。他在文革中遭受批斗，仍然刚直不屈，约法三章：“一不绝食，二不逃跑，三不自杀。”在长期的生活战斗中，他多次得到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老总、博古等中央领导的关怀。
在演讲的第二阶段，黄钢畅谈了出国访问的见闻和感想。此前不久，他随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了英国、法国、比利时等西欧三国，时间长达一个半月。此后，又与几名中国作家出席了在南斯拉夫召开的国际作家会议和诗歌节。给他最深感受的，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和青年，他们衣着朴素，最时髦的是中国式的棉衣、布鞋；越是富人家的子女，越是经常劳动，自食其力。
他说，剑桥大学善于通过一些细节制造神圣崇高的气氛，并把这种教育制度培养下的名人作为青少年崇拜的偶像，以保护发展资产阶级专政。英国所谓的自由也有两条禁令：不许污蔑女王，不许宣传暴力革命。
在南斯拉夫，作家们也有三条不成文的默契戒律：不许污蔑讽刺或影射铁托元帅、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制度，违者法办。全国有4000多座纪念碑，人们功过分明，犯过错误但有贡献的人去世了，也会发布讣告。全国有很多塑像，但即使是伟大人物的塑像，也与瞻仰者一般高，以示平等。1948年6月，由于南斯拉夫独立自主，以苏共为首的8国共产党错误地将其开除出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”，并实施经济封锁。南斯拉夫处境艰难，最困难时只剩下两天的面包。铁托元帅立即召开中央会议，并将中央决定制成录音告知全国：坚决断绝与苏联等国家的一切关系，铁托也拒绝参加会议的邀请，结果全国人民团结一致，众志成城。这次铁托病危，全国上下镇定。如果国家危急，全国15岁至60岁男性都可以拿起武器在3个小时内奔赴前线。此外，大学校长必须上课，官员轮流当选，毫无特权；铁托经常走访平民，不让儿子从政，而叫他们当普通的农民或技术员。总之，南斯拉夫真正总结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。
华中师范学院地处桂子山，种有很多桂花树
黄钢正在侃侃而谈，一个一个提问的纸条交了上来，他便逐一回答。于是，演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：答问答疑。
针对提问，黄钢阐述了他对当前文艺作品和国际形势的看法。他认为：对文学作品，应当站在无产阶级高度提出两点基本要求，一是作品真实，二是鼓舞人心。他说：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等到具体的世界大战到来，就在加紧侵略和颠覆，创造大战的条件。在复杂尖锐的形势面前，我们不能把文艺作品的锋芒对准我们的党和国家。
黄钢列举了近年出现的一系列“极右言论”，异常激动地呐喊：“在我们中国，还没有一个人在理论方面超过了毛主席！”（全场响起了极其热烈的鼓掌声，欢声如雷）
老作家刷地站起来：“感谢同志们给予我们党的信任！”
他接着宣告：“只要我们党还有两百、两千、两万以至更多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，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一定能胜利！”（热烈鼓掌）
“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没开辟过的事业所需要的！”（鼓掌）
“就是那句话：什么是我们的党？我们的党就是你、我、我们大家！”（鼓掌）
在掌声中，黄钢稍微冷静下来：“同志们，我原来是不想做带感情的讲话的。”他接着说：“……毛泽东思想不属于毛泽东个人。”（鼓掌）
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每天播报新闻前不再播放《东方红》音乐一事，他非常气愤：“电台把《东方红》的序曲取消了，引起了广泛的抗议。为什么《马赛曲》可以保留，而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播放过的《东方红》取消？（鼓掌）为什么理由？！（鼓掌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，就是毛泽东思想！……再见！”（极其热烈的掌声）
老先生最后说的是：“我补充一句：我不是代表我自己的意见！”（热烈鼓掌）
在日记结尾，我记述了当时的心情：
走出会场，我只觉得心儿打颤，浑身是汗。刚才鼓掌时，竟把手中的钢笔甩掉了……为什么，为什么我如此激动？这是因为黄钢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。一段时间来，我也考虑思索过许多问题，但黄钢同志把我们想说的勇敢、深刻、有力地大声疾呼出来了。谢谢您，黄钢同志！您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，您使我看到了希望。
回到同学中去，大家的反响何等热烈。有些同学和我一样，大声叫好；有些同学冷静分析，中肯表态；也有些同学不以为然，摇头反对。我暗中观察：热情叫好的同学是占绝大多数的。寝室里、大路上、食堂里，到处都是争鸣的战场。
这一天，这次报告，这个难忘的时刻，我忘不了！
如今回顾黄钢的演讲，除了立场坚定、擅长鼓动外，他的演讲内容不无炫耀，思想观念相当保守，口气文风更是霸道；再看我的这些日记，单纯幼稚得不可思议，恍若隔世。
当年日记
补记之一：黄钢的身世
黄钢的父亲黄负生是建党元老之一。关于第一批中共党员，党史上有52人之说，也有58人（包含了周恩来等旅欧支部6名成员）之说。无论哪一份名单，都有黄负生。
毛泽东早年去武汉时，就住在黄的家里。后来他说过：“湖南有个蔡和森，湖北有个黄负生。” 2010年，位于武昌的武汉革命博物馆还举办过《湖北有个黄负生》专题展览。
在延安，黄钢成为中共培养的第一代记者。1942年，他就担任《解放日报》记者、采访科科长。1949年后，他当过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、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、《人民日报》国际部评论员；文革后，当过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。
黄钢的作品很多，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《革命母亲夏娘娘》（1957年）、报告文学《亚洲大陆的新崛起》（1978年）等。
黄钢也是经典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第一编剧。他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地下党员李白烈士的英勇事迹，加工为电影文学剧本。编剧署名为“林金”，我猜测这个“金”就是黄钢，这个“林”就是素材提供者或合作者。
黄钢的妹妹叫黄铁，1938年同赴延安，后来也成为一名作家，是叙事长诗《阿诗玛》的第一作者，也是电影《阿诗玛》编剧之一。
著名作家、政论家黄钢先生
补记之二：演讲之后的黄钢
1980年代初期，黄钢非常活跃，以“左”闻名。
1980年3月，黄钢与魏巍等人创办了《时代的报告》并任主编。该杂志初期为季刊（1982年改为月刊），以登载报告文学作品为主，发刊词题为《我们连一秒钟都不会迟疑》，高调宣示了“光明要歌颂，黑暗要暴露，落后要批评，但应以歌颂为主”的立场。
《时代的报告》创刊号
第二年，黄钢深度卷入了电影《苦恋》事件。
当时，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著名作家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《苦恋》（1979年9月载于《十月》杂志）改名为《太阳和人》，并在1980年底完成了电影的拍摄。
1981年2月，黄钢等人将电影《太阳和人》产生的过程整理成文，报告中央纪委并要求中央纪委介入调查。中纪委征求中宣部的意见，中宣部负责人召集讨论后建议：中纪委不介入此事。
3月27日，邓小平与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：
对电影文学剧本《苦恋》要批判，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。当然，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，讲道理，防止片面性。
此后，《解放军报》等报刊批判《苦恋》。其中，《时代的报告》以报纸形式出了增刊，发表了黄钢以“电影文艺评论员”身份撰写的《这是一部什么样的“电影诗”》，同时重新发表了《苦恋》的剧本，以供批判。
《时代的报告》的做法，引发了更大的波澜。直到这年10月，《人民日报》转载了中宣部组织撰写的评论《论<苦恋>的错误倾向》以及白桦的检讨信，风波才告平息。
真正引发众怒的，是《时代的报告》1982年第2期上的一篇《本刊说明》：
……从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的十六年中，《讲话》（指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笔者注）也曾受到来自“左”和右的歪曲和篡改。林彪、江青一伙反革命，用极左的办法把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文艺演变成为林、江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有些人则又把《讲话》当做框框来突破，结果不能不使自己陷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。……
这段文字引起了广泛的不满。上海《文汇报》、北京《文艺报》（月刊）等报刊指出：“文革以来十六年”的提法十分古怪且有害，违背了中央《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混淆了十年内乱和“三中全会”以来这两个时期的界限，抹杀了近年来的文艺成就。
面对各方批评，《时代的报告》不肯让步，又接连两期发表9篇文章予以回击。
1983年第1期《时代的报告》出版后，读者发现该刊的主编已改为田流、程光锐，刊物的风格也由火药味很浓转变为温和、理性。1984年，该刊更名为《报告文学》。
综合贺敬之、刘锡诚等当事人的回忆：中宣部对《时代的报告》杂志社的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，要求免去黄钢的主编职务，同时也给予黄钢某些肯定。
1984年，黄钢组建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并任理事长。
据黄钢的儿子介绍：1991年12月，在闻知闻知苏联解体的信息后，黄钢心脏病发作，1993年9月9日去世，享年76岁。巧合的是，这一天也是毛泽东的忌日。
补记之三：黄钢的两个儿子
黄钢有两个儿子，如今都事业有成。
长子黄晶生，1957年出生，1977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，毕业后在北京广播学院国际新闻系任教，1985年赴美国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，拥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、哈佛大学工商管理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。
1993年，黄晶生在硅谷参与创业。从1998年起，先后在英特尔、软银亚洲、贝恩资本等著名的跨国公司担任高管，是知名度很高的风投专家。
如今，黄晶生是“哈佛中心（上海）”的董事总经理。该中心于2010年落地上海，是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官方机构，全力支持哈佛大学各个学院及师生、校友的活动。
黄钢的次子叫黄亚生，1981年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管理专业，1985年获得学士学位。1987年至1989年任世界银行顾问，1991年获得约翰·F·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学位，1997年任哈佛商学院副教授。
现在，黄亚生是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和费正清中心教授、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，也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。他的著作《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》，被评选为“英国《经济学人》2008年度书籍”。
黄亚生的研究领域是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。他比较推崇印度的发展模式，因为印度是自由的民间经济；他认为不存在“中国模式”，因为中国的经济是政府主导的经济，他担心难以持久。
黄亚生的经历和学术思想，与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有些相似。他们同系红色后代，同在西方留学，同为经济学家，其学术观点与国内的主流学术观点也都不一致。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记者曾问他：你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，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背叛了父辈的理想？黄亚生正面作了回答：
我父亲对共产主义是非常相信的，相信到我认为民主和经济自由化好，他认为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事实。所以他对我出国是没有任何异议的，他认为我是被误导了，只要我看到事实，我就会改变我的观点。……他让我自由地思考这些问题，去看世界，然后最终去相信共产主义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我并没有背叛他，因为我是进行独立思考的，而且我父亲从来是鼓励我去独立思考。但我思考的结果和他的期望相反，因为我是相信民主、自由的。
黄亚生坦承，自己在1980年代曾与父亲多次发生争吵。后来不吵了，是因为作为一个儿子，觉得没有必要打破父亲“很重要的一个依靠”。
华中师大图书馆
几点感慨
对黄钢父子的思想与选择，笔者无意褒贬，读者见仁见智。他们的思想观念，都深刻烙上了时代、环境的印记。我相信他们都是爱国者，他们的探索都是真诚、有益的。但岁月沧桑，造化弄人，父子的思想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，还是令人感叹。此为感慨之一。
改革开放40余年，很多同学、亲人的价值观愈行愈远；即使是同一个人，随着道路、环境的改变，随着学习、思考的深入，其思想观念也有可能发生转变。正如俗话所说，时间是最好的导演。
感慨之二，是宣传的力量是巨大的，现场演讲演出、现场观摩参与的效果更好，青少年则更容易被感动、被鼓动。
感慨之三，是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。人的记忆往往靠不住，不仅记不住细节，而且很容易变成选择性记忆。日记虽然不如录音准确，但比“好记性”可靠得多。大学毕业两年后，我停了日记，现在看来是莫大的遗憾。
再补记一件事：当年听了演讲后，我们寝室不赞成黄钢观点的同窗姓丁，原本是上海知青，上学前在宜昌当工人。1982年毕业后，他分回了上海。又过了两年，他和同学们失去了联系，据说他出国定居去了。分别37年，有点想他了。
2019年7月23日整理
主要参考资料：
《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》一文，作者邓小平，见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；
《一份刊物的浮沉——<时代的报告>从创立到停刊》一文，作者窦金龙，载于2015年第5期《扬子江评论》；
《黄亚生：寻找真正的中国模式》一文，载于2009年4月10日的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；
《顾骧谈<苦恋>风波》一文，作者徐庆全，2018年5月1日载于《八十年代》。
张志鸿专页
作者提供本号分享，部分图片选自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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